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;

出自先秦李斯的《谏逐客书

  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士,西取由余于戎,东得百里奚于宛,迎蹇叔于宋,来邳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,不产于秦,而穆公用之,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,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,百姓乐用,诸侯亲服,获楚、魏之师,举地千里,至今治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,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、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,包九夷,制鄢、郢,东据成皋之险,割膏腴之壤,遂散六国之纵,使之西面事秦,功施到今。昭王得范雎,废穰侯,逐华阳,强公室,杜私门,蚕食诸侯,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君者,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,客何负于秦哉!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,疏士而不用,是使国无富利之实,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

 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,有随和之宝,垂明月之珠,服太阿之剑,乘纤离之马,建翠凤之旗,树灵鼍之鼓。此数宝者,秦不生一焉,而陛下说之,何也?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,则是夜光之璧,不饰朝廷;犀象之器,不为玩好;郑、卫之女不充后宫,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,江南金锡不为用,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饰后宫,充下陈,娱心意,说耳目者,必出于秦然后可,则是宛珠之簪,傅玑之珥,阿缟之衣,锦绣之饰不进于前,而随俗雅化,佳冶窈窕,赵女不立于侧也。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,而歌呼呜呜快耳者,真秦之声也;《郑》、《卫》、《桑间》,《韶》、《虞》、《武》、《象》者,异国之乐也。今弃击瓮叩缶而就《郑》、《卫》,退弹筝而取《昭》、《虞》,若是者何也?快意当前,适观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。不问可否,不论曲直,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,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也。

  臣闻地广者粟多,国大者人众,兵强则士勇。是以泰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;王者不却众庶,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,民无异国,四时充美,鬼神降福,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,却宾客以业诸侯,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,裹足不入秦,此所谓“借寇兵而赍盗粮”者也。夫物不产于秦,可宝者多;士不产于秦,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,损民以益雠,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(泰山一作:太山)

译文

 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,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。

 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,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,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,又从宋国迎来蹇叔,还从晋国招来丕豹、公孙支。这五位贤人,不生在秦国,而秦穆公重用他们,吞并国家二十多个,于是称霸西戎。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,移风易俗,人民因此殷实,国家因此富强,百姓乐意为国效力,诸侯亲附归服,战胜楚国、魏国的军队,攻取土地上千里,至今政治安定,国力强盛。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,攻下三川地区,西进兼并巴、蜀两国,北上收得上郡,南下攻取汉中,席卷九夷各部,控制鄢、郢之地,东面占据成皋天险,割取肥田沃土,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,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,功烈延续到今天。昭王得到范雎,废黜穰侯,驱逐华阳君,加强·巩固了王室的权力,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,蚕食诸侯领土,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。这四位君主,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。由此看来,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!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,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,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,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。

  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,宫中有随侯之珠,和氏之璧,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,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,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,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,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。这些宝贵之物,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,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,这是为什么呢?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,那么这种夜光宝玉,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;犀角、象牙雕成的器物,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;郑、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,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;北方的名骥良马,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;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,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。用以装饰后宫、广充侍妾、爽心快意、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、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,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,耳上的玉坠,丝织的衣服,锦绣的装饰,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;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,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。那敲击瓦器,拍髀弹筝,乌乌呀呀地歌唱,能快人耳目的,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;那郑、卫桑间的歌声,《韶虞》《武象》等乐曲,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。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,而取用郑、卫淫靡悦耳之音,不要秦筝而要《韶虞》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,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?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,不问是否可用,不管是非曲直,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,凡是客卿都要驱逐。这样做就说明,陛下所看重的,只在珠玉声色方面;而所轻视的,却是人民士众。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,制服诸侯的方法啊!

 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,国家大就人口众,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。因此,泰山不拒绝泥土,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;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,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;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,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。因此,土地不分东西南北,百姓不论异国它邦,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,天地鬼神降赐福运,这就是五帝、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。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,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,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,裹足止步不入秦国,这就叫做“借武器给敌寇,送粮食给盗贼”啊。

 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,而宝贵的却很多;贤士中不出生于秦,愿意效忠的很多。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,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,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,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,是不可能的啊。

注释

(1)“由余”,亦作“繇余”,戎王的臣子,是晋人的后裔。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,以客礼待之。入秦后,受到秦穆公重用,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,称霸西戎。“戎”,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。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,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、甘肃东部、宁夏南部一带。

(2)“百里奚”,原为虞国大夫。晋灭虞被俘,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。逃亡到宛,被楚人所执。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,用上大夫,故称“五羖大夫”。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。“宛”(yuān),楚国邑名,在今河南南阳市。

(3)“蹇(jiǎn)叔”,百里奚的好友,经百里奚推荐,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,委任为上大夫。百里奚对穆公说:“臣不及臣友蹇叔,蹇叔贤而世莫知”。“宋”,国名,或称“商”、“殷”,子姓,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,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,都于商丘(今河南商丘县南),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接界之地。公元前三世纪中叶,大臣剔成肸(即司城子罕)逐杀宋桓侯,戴氏代宋。公元前286年被齐国所灭。

(4)“邳豹”,晋国大夫邳郑之子,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,邳豹投奔秦国,秦穆公任为大夫。“公孙支”,“支”或作“枝”,字子桑,秦人,曾游晋,后返秦任大夫。“晋”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,建都于唐(今陕西翼城县西),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。春秋时,晋献公迁都于绛,亦称“翼”(今山西翼城县东南),陆续攻灭周围小国;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;晋景公迁都新田(今山西侯马市西),亦称“新绛”,兼并赤狄,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、河北西南部、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。春秋后期,公室衰微,六卿强大。战国初,被执政的韩、赵、魏三家所瓜分。公元前369年,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,国灭祀绝。

(5)“产”,生,出生。“并”,吞并。

(6)“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”,《秦本纪》云秦缪公”益国十二,开地千里,遂霸西戎”。这里的“二十”当是约数。

(7)“孝公”,即秦孝公。“商鞅”,卫国公族,氏公孙,亦称公孙鞅,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,公叔座死后入秦,受到秦孝公重用,任左庶长、大良造,因功封于商(今山西商县东南)十五邑,号称商君。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实行变法,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。公元前338年,秦孝公去世,被车裂身死。

(8)“殷”,多,众多。“殷盛”,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。

(9)“魏”,国名,始封君魏文侯,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,于公元前403年与韩景侯、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,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建都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。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,成为强国。梁惠王时迁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市),因亦称”梁”。后国势衰败,公元前225年被秦国所灭。“获楚、魏之师”,指战胜楚国、魏国的军队。公元前340年,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,大败魏军。同年又与楚战,战况不详,据此,当也是秦军获胜。

(10)“惠王”,即秦惠王,名驷,秦孝公之子,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。于公元前325年称王。“张仪”,魏人,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,鼓吹“连横”,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,辅佐秦惠文君称王,封武信君。秦武王即位,入魏为相。于公元前310年去世。此句以下诸事,并非都是张仪之计,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,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。

(11)“三川之地”,指黄河、雒水、伊水三川之地,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、伊水流域。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。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(今河南宜阳县西)。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,取得韩三川全郡,重设三川郡。

(12)“巴”,国名,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,称巴子国,在今四川东部、湖北西部一带。战国中期建都于巴(今四川重庆节)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,在其地设置巴郡。“蜀”,国名,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,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。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(今四川成都市)。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灭蜀,在其地设置蜀郡。

(13)“上郡”,郡名,本来是楚地,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。魏文侯时置,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,黄梁河以北,东北到子长县、延安市一带。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,前312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。秦国于公元前304年于此设置上郡。

(14)“汉中”,郡名,在现在的陕西汉中。楚怀王时置,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。公元前312年,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,秦于此重置汉中郡。

(15)“包”,这里有并吞的意思。“九夷”,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,在今陕西、湖北、四川三省交界地区。

(16)“鄢”,音yān,楚国别都,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。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。“郢”(yǐng),楚国都城,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。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取鄢,翌年又攻取郢。

(17)“成皋”,邑名,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,地势险要,是著名的军事重地。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,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属韩,公元前249年被秦军攻取。

(18)“六国”,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。“施”,音yì,蔓延,延续。

(19)“昭王”,即秦昭王,名稷,一作侧或则,秦惠王之子,秦武王异母弟,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。“范雎jū”,一作“范且”,亦称范叔,魏人,入秦后改名张禄,受到秦昭王信任,为秦相,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,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,封于应(今河南宝丰县西南),亦称应侯,死于公元前255年。

(20)“穰”,音ráng。“穰侯”,即魏冉,楚人后裔,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,秦武王去世,拥立秦昭王,任将军,多次为相,受封于穰(今河南邓县),故称穰侯,后又加封陶(今山东定陶县西北)。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,被免去相职,终老于陶。

(21)“华阳”,即华阳君芈戎,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,曾任将军等职,与魏冉同掌国政,先受封于华阳(今河南新郑县北),故称华阳君,后封于新城(今河南密县东南),故又称新城君。公元前266年,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。

(22)“蚕食”,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。

(23)“向使”,假使,倘若。“内”,同“纳”,接纳。

(24)“陛下”,对帝王的尊称,“致”,求得,收罗。“昆山”,即昆仑山。

(25)“随、和之宝”,即所谓“随侯珠”和“和氏璧”,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。

(26)“明月”,宝珠名。

(27)“太阿(ē)”,亦称“泰阿”,宝剑名,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、干将所铸。

(28)“纤离”,骏马名。

(29)“翠凤之旗”,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。

(30)“鼍”(tuó)亦称扬子鳄,俗称猪婆龙,皮可蒙鼓。

(31)“说”,通“悦”,喜悦,喜爱。

(32)“犀象之器”,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。

(33)“郑”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,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(今陕西华县东)。春秋时建都新郑(今河南新郑县),有今河南中部之地,公元的375年被韩国所灭。“卫”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,初都朝歌(今河南淇县),后迁都楚丘(今河南滑县)、帝丘(今河南濮阳县),有今河南北部、山东西部之地。公元前254年被魏国所灭。“郑、卫之女”,此时郑、卫已亡,当指郑、卫故地的女子。“后宫”,嫔妃所居的宫室,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。

(34)“駃騠”,音jué tí,骏马名。“外厩(jiù)”,宫外的马圈。

(35)“江南”,长江以南地区。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,素以出产金、锡著名。

(36)“丹”,丹砂,可以制成红色颜料。“青”,青,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。“西蜀丹青”,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。“采”,彩色,彩绘。

(37)“下陈”,殿堂下陈放礼器、站立傧从的地方。“充下陈”,此泛指将财物、美女充买府库后宫。

(38)“宛”,宛转,缠绕。”宛珠之簪”,缀绕珍珠的发簪。或以“宛”为地名,指用宛(今河南南阳市)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。

(39)“傅”,附着,镶嵌。“玑”,不圆的珠子。此泛指珠子。“珥”,音er,耳饰。

(40)“阿”,细缯,一种轻细的丝织物。或以“阿”为地名,指齐国东阿(今山东东阿县)。

(41)“缟”,音gǎo,未经染色的绢。

(42)“随俗雅化”,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。“佳”,美好,美丽。“冶”,妖冶,艳丽。“窈窕”,音yǎo tiǎo,美好的样子。“赵”,国名,始封君赵烈侯,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,于公元前403年与魏文侯、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,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建都晋阳(今山西太原市东南),有今山西中部、陕西东北角、河北西南部。公元前三八六年迁都邯郸(今河北邯郸市)。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。古人多以燕、赵为出美女之地。

(43)“瓮”,音wèng,陶制的容器,古人用米打水。“缶”,音fǒu,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。秦人将瓮、缶作为打击乐器。“搏”,击打,拍打。“髀”,音bì,大腿。“搏髀”,拍打大腿,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。

(44)“《郑》”,指郑国故地的音乐。“《卫》”,指卫国故地的音乐。“《桑间》”,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,在今河南濮阳县南,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。此指桑间的音乐,即本书《乐书》的“桑间濮上之音”。“《昭》”,通“韶”,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昭,一作‘韶’。”歌颂虞舜的舞乐。”《虞》”,按《史记会注考证校补》引南化本、枫山本、三条本等作“护”,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。“《武》”,歌颂周武王的舞乐。“《象》”,歌颂周文王的舞乐。

(45)“太山”,即泰山。“让”,辞让,拒绝。

(46)“择”,舍弃,抛弃。细流,小水。

(47)“却”,推却,拒绝。

(48)“五帝”,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。“三王”,指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国君主,即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和周武王。

(49)“黔首”,无爵平民不能服冠,只能以黑巾裹头,故称黔首。此泛指百姓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:二十六年,“更名民曰黔首”。“资”,资助,供给。

(50)“业”,从业,从事,事奉。

(51)“赍”(jī)送,送给。这句是说,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。

(52)“益”,增益,增多。“雠”,通“仇”,仇敌。减少该国的人口而增加敌国的人力。

(53)“外树怨于诸侯”,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,从而构树新怨。

参考资料:

1、人教版《高中语文读本》第二册 43 谏逐客书

  《谏逐客书》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。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。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,阴谋消耗秦的国力,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。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,取消了逐客令。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。

  作者先谈历史,以穆公、孝公、惠王、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,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。接着再谈现实,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,诸如昆山之玉,随和之宝,明月之珠,以及所佩太阿剑,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,都是来自诸侯各国。

实效性

  首先是《谏逐客书》具有明显的实效性。实效,就是要讲求实用,注重效果,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。公文不像艺文那样,优游浸渍,潜移默化,以美感人,公文乃是“政事之先务”,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,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。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,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。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。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,办理时讲究效率,客观上注重功效。徐望之《公牍通论》指出:“事前体察周详,令出务求实效。”这说的是下行公文。上行公文也要做到“下情不壅于上闻,谋事惟期其必达”。一篇公文,如果实用性不大,效果不显著,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。因此,实效性显著,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。以此看来《,谏逐客书》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。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,该文一上秦王,就达到预期的目的,收到满意的效果。司马迁在《李斯列传》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:“秦王拜斯为客卿。会韩人郑国来间秦,以作注溉渠,已而觉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:‘诸侯人来事秦者,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。请一切逐客。’李斯议亦在逐中。斯乃上书曰: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,复李斯官,卒用其计谋。”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,李斯也在被逐之列,而凭此上书,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,由逐客变为留客、用客、重客,这就不能不承认《谏逐客书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

论断典范

  其次,《谏逐客书》在“对事的论断”方面堪称典范。笔者以为“对事的论断”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事是公文的内容,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。“对事的论断”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显然,公文须有事,刘勰所说“言事于主”、“指事造实”,徐望之所说“谋事惟期其必达”、“尚实事不尚虚文”,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,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。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,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,往往是高度概括,或者点到为止。公文对于事,主要是用“论断”的方法。正如《公牍通论》所述,“陈言论事”、“公文本质,重论断”。论断是个合成词,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。断,判断、决断之谓,对事的是非、得失、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,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。论是论事理,要受文者承办事务,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。简言之,断就是要办什么事,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。论是断的前提,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,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缺乏说服力。在古代公文中,由于文种不同,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,如下行的君命文种,比较偏重于断,凡戒敕、废立、告谕、政令等,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,而上行文种的章、奏、表、议等则较侧重于论(当然也应有断),凡谏说、劝请、陈乞、弹劾、执异等,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,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。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,更要情至理足。《谏逐客书》在这一点上,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。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:“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”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,使秦王接受,并收回成命,不要逐。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。开头这一断语的

  特点是,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(《史记集解·新序》:“斯在逐中,道上上谏书。”),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,起句发意振聋发聩。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,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,令人信服。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,其一是用重笔浓墨,铺张排比,列举事例。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,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,由于事例充实,铺垫充足,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,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。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,且经过精心选择,因而显得可靠典型。从铺排的技巧来说,排比句接踵联翩,文意饱满,文气流畅,文势充沛,极有感染力。其二,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,层层深化。如在论证的首层,四君用客(实笔)与“却客不内”(虚笔)的对比,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,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,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。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,层层深化。时间上由远到近,推移有序:先言古代,次论现实,再次言及未来。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,程度上由轻到重,步步升级:先说如果没有客卿,秦国就不会“富利”和“强大”;接着说“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”,“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”,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,比上层更切近要害;再说弃

  黔首、却宾客,是所谓“藉寇兵而赍盗粮”,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,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;最后指出“今逐客以资敌国、损民以益仇,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”不仅不能统一天下,而且有亡国的危险,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。这种由轻到重、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,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,造成相反结果,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。

针对性

  再者《,谏逐客书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,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,受文者具有确定性。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,但也有一定的范围;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,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;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,受文对象很具体。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,对象最明确。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,有的放矢。《谏逐客书》的针对性,从内容上来说,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,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。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,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,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,使之不能对外用兵,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,显然是没有道理的。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,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,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,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。另外,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,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,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,徐望之说:“公文本质之可贵,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。”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,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。

  《谏逐客书》的针对性,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。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,如果不熟悉这个人,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、想法,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,那就很容易碰壁。对这个问题,刘勰有中肯的评价:“烦(顺)情入机动言中务,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,此上出之喜说者也。”顺着秦王的感情、心理,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,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。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,凡是违反这一欲望,就难以立足,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,就容易被接受。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,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,贯串始终。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“霸西戎”、“治强”、“散六国之从”、“蚕食诸侯”、“使秦成帝业”等成就去耸动秦王;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“跨海内,制诸侯之术”的高度;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“不却众庶”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。总之,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:纳客就能统一天下,逐客就有亡国危险。以利劝之,以害怵之,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,深深击中其要害,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,并收回逐客令,达到了上书的目的。

  以上论述了《谏逐客书》是如何有针对性地、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,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。实效性、针对性、对事加以论断,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。当然,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,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,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,除了“道上上谏书”急就此文之外,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,指出逐客之错,使秦王为之震动。可见首句发意、开门见山,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,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。

李斯

李斯(约前280年-前208年),秦朝丞相,河南驻马店上蔡县人,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书法家,千古一相。李斯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;秦统一之后,李斯参与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,力排众议主张实行郡县制、废除分封制,提出并且主持了文字、车轨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统一。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。李斯贡献巨大,但是害死了韩非和被赵高所逼把胡亥推上了皇位,后被赵高所害。 ...

李斯朗读